省級歷史文化保護區——慶元縣大濟村，保存有江南一絕的古地道。在一片明代古居地下分布有7處古地道口，入洞口分布在“聿新堂”、“玉潔冰清”、“世德堂”之圍墻內石堪下或后院。出洞口分布在大理祠堂巷（人行道）之下、迎旨門與陳宅弄匯合口、雙門橋人行道地下、古池塘旁邊等處。地道口都為磚拱，拱圈大小不一，技法有別，據老農說大濟古地道不是一次性完工的工程。是宋朝、明朝、清朝各個不同時期不同用途而逐步形成縱橫交錯的地下網絡，隱蔽神秘，撲朔迷離。其建筑目的或說避山寇，或說防朝庭捉拿，或說抵御外族入侵，或說風流韻事，眾說紛紜，千奇百怪。但史書上并無記載，大抵此建筑之用途對當時朝庭利益是有抵確的，不便入史。

    話說南宋王朝晚期，時政是“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忽必烈于1271年廢除“蒙古”國號，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定國號“大元”遷都北京，1276年攻入臨安，俘南宋恭帝。宰相陳宜中等擁立益王是于神州，是為端宗，改元景炎，繼續抗元。當時，在宋朝當過官退隱歸田于大濟的仁人志士，保持民族氣節，積極響應。特別是大濟吳松龍與抗元英雄文天祥于宋寶佑四年為同科進士這一特殊關系，大濟民眾抗元意志更為堅定。文天祥第一次被俘從元軍中逃出后輾轉進入福建，被趙昰任為右丞相，其杰出的民族英雄主義思想不無影響世代受祿于宋王朝的大濟臣子平民，一邊積極參戰，一邊效仿北方挖地道防御元軍屠村，準備長期抵抗元兵，當時地道構筑簡易，可躲可逃，在當時是較為先進的防御工事，在江南是獨一無二的，只要內部守口如瓶，元兵不可能發現。當時前方處州一帶抵抗之壯烈、元兵殺戮之兇殘，駭人聽聞。更是習文尚武的大濟人增強抗元決心，以效忠大宋。

    但事與愿違，1278年12月，文天祥被俘于廣東五嶺坡，1279年2月陸秀夫抱趙王丙投海，南宋復國無望，然而大濟人抗元的思想還是相當堅定。直到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軍宣慰使史耀率軍至慶元，見百姓逃避一空，無心歸順，意欲屠城鎮壓。當時慶元有個因彈劾南宋權臣賈似道而遭壓制退避回鄉的姚啟奮不顧身向史耀進言道：“夫古以仁者得眾，將軍如縱兵放火，難以讓百姓歸服。”史耀見其仗義執言，準其請求。后來史耀官兵到大濟村，宛如一個空村，只見幾個老朽。史耀問其故，老者說：“吾大濟民等歷受大宋恩祿，本應死不降元，現見大宋氣盡，將軍采用撫民政策，吾等商議，大濟村主降奴不降，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保得吾大濟忠節之義，只好屈煞吾等老朽面見將軍。如惹不允，吾等情愿受死。”史耀見大濟民眾如此忠心耿耿，深為咸動，安撫一番，領兵回城。原來全村少壯、婦女、兒童盡數通過地道逃往仙山躲藏。此事對于元朝來說并不光彩，故末載入史冊。村民也不會把這個秘密透露給元兵。大濟從宋仁宗天圣二年至南宋理宗寶佑四年（1024—1256）的232年間共中進士26名及非進士出身涉及仕途者前后百余人，他們的后代講忠義重氣節，在強元統治的89年間，大濟有用人才不事元政，故大濟人在元朝為官者幾乎全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