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文精神

    崇煦公在開發大濟前夕，于宋真宗戊戌十六年（998）在竹坑莊（松源鎮西門村竹坑）不惜重金建造一座“豹隱洞”書堂，聘請名師教授四子（吳榖，吳轂，吳彀，吳殼）應試制藝文章（詳見吳畀《評事公紀略》），長子吳榖在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登甲子科進士，次子吳轂在景佑元年（1034）登甲戌科進士。十年內伯仲雙雙題名雁塔，赫然名震鄉里，時稱“一門雙進士”。

    從宋仁宗天圣二年至微宗宣和六年（1024—1124）的百年間，共中進士18人，又南宋7人，明1人，計26人（經查對《歷代進士題名錄》屬24人，待查是否家譜有誤）。在當時不到二華里方圓，不滿三百人口，在肇基始祖四子，十六孫，36曾孫，60玄孫，繁衍中的230余年間（宋仁宗天佑二年（1024）到理宗寶佑四年（1256））蟬聯進士24名占當時全縣31名的77.4%，不能說不是奇跡。而且他們中：一門雙進士、兄弟同榜、舅甥同登金榜、尚有四人同科等等，一時傳為美談，確乎是浙南邊陲的一顆文化明珠，是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的大望族。其文化能量向社會上層輻射，如吳桓于北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登進士后，授奉儀郎，出任湖州長興宰。他生一女三子，長女是抗金名將，高宗第一任宰相李綱之母，冊封“衛國夫人”。長子吳彥申是北宋宰相李綱的母舅（舅甥二人均在政和二年（1112）年同登進士）末代名相文天祥是濠州派許國公吳淵的外甥和學生，與大濟是至近宗親，所以兩名名相，李綱為母舅（吳桓長子吳彥申）作“墓志銘”，文天祥為吳氏撰“族譜序”，留下了珍貴文字。隨著上層社會的影響，大濟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因有梧桐樹，召來金鳳凰。宋時，著名理學家朱熹曾游學于此；明朝時，著名哲學家王陽明曾到大濟講學，有“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游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的遺墨；清康熙（9—11）年間，大名儒陸瓏琪（又名陸子清）慕名來大濟游學，在“日涉園”書院講學三年（著入陸氏《南游記》），受他理學啟發，清代造就了308名理學人才（名略）。在慶元縣光緒年三年版《舊志》中記載著他與吳運光，吳王眷的文學佳談。在吳氏宗譜中尚有陸瓏琪為吳運光作的70壽辰文章。吳氏大理中宅詞壁上手書了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箴；民國時期，孔子南宗第七十四代奉祀官孔繁豪恭護孔子夫婦圣像，曾避隱于大濟，死后葬在大濟的仙宮山。

    綜上所述，吳氏祖先非但在文學上像吳榖，吳轂，吳彥申，吳已巳，吳松龍等在著述上有很大的成就。像兄弟同科登進士的吳畀、吳翊在當時著名政治家王安石進行政治改革科舉以時文詩賦取士，儒業榛芫的情況下獨尊儒術，闡發經義，以捍儒宗自任。他們為官之后政治慈和，如吳畀在吏州任上，對那些剽竊村落而淪為匪者，寬容大度，以為所以行盜，乃饑寒所迫。除將為首者重械系獄外，其余一律免究，并曉諭富戶，減價散谷，售予饑民。百姓深受感動，盜賊因而絕跡。吳翊在池州任通判時，亦多惠政，被耀升奉議郎，受群眾愛戴。

    如吳樞以節概自許，使金不畏鼎鑊；吳兢挺身賊營，不懼刀槍加勁；吳畀居邊遠下僚（定州教授）不受學士推薦；吳懿德知玉山靖海盜，罷息錢，身受凍餒……總之，他們為官都非常重氣節、講清廉。在強元統治89年間，大濟人有“三不降”：“主降奴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誓不仕元的民族大節。迫于時勢，大都隱于農桑商賈之中，或外遷新居。及明建制如久旱逢甘雨，報國人才再度崛起，如明刑部主政吳杰公；鴻臚寺序班吳儒公；瓊州府通判吳俸公；陜西苑馬寺監政吳伸公；廣東黃崗縣丞吳麗明公等都是名列史籍忠義人物。懷才不仕、治家有計。元明時期農業的發展，大濟已是聞名遐爾的富豪村。到解放初期尚有倉間數十座，漁塘數十口。據《慶元縣志》記載“24世順一公有田租三萬三千把（枋）；28世溫九公有田租八萬八千把（枋）。”注：木制度量容器每把（枋）18斤，老稱為地方通用城枋，每十把租相當一畝田。

    收租不忘“至德”精神，為富不淫其心，茲將主要德業略述于下：

    減租扶貧，將通用城枋每把地租18斤削減為15斤，改城枋（把）為濟枋（把），就此一項每年減輕農民田租侶26萬余斤。

    倡建社義倉，抑制高利貸，始由各客戶捐獻儲谷，每年夏荒放借缺糧農戶。每百斤收利谷10斤，解決全鄉七保一千多戶農民困難，有力抑制高利貸剝削。此項義舉至解放共積累稻谷20余萬斤，統購統銷時期終止，折價轉為供銷社經營。

    興辦教育，立書田，激勵讀書。宋有“豹隱洞”書屋，元有“學社”，明有吳俸公創建“文昌閣”文昌書院，清有吳天玉置“日涉園”書院等。道揆公首創“書田”物質獎勵，各世祖因之。書田達200多畝，保證世代書香繼世。

    樂善好施，道揆公尚義事跡。明通往政和縣嶺腰鄉，尚屬羊腸小道。道揆公獨援筑路40里。嘉靖25年建成，奉部門變賣慈照、慈相、伏虎三寺田充費。道揆公交銀400兩，后田歸三寺。萬歷元年舍田36畝入學，府道旌其義贈“尚義匾”。一有糧饑及時救濟，濟貧、建橋修路，口碑載道，入祀忠義（三寺僧每歲三元薦）《慶元縣志》。文昌閣建于萬歷三十六年（1608）重修于康熙二年（1663），閣高三層，面積約三至四畝，毀于60年代。

    繼千秋事業，永褒文風，更上一層樓。解放后，在黨和政府英明領導下，重視教育。進士村20年前就建立九年制中小學一座，在校學生200多人，入學率100%。有張百里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陳士元獲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博士學位；全村高中以上畢業的有一百余人。更值得一提是1996年12月7日，人民日報公布深圳火王征聯揭曉：在國內外應征的十五萬多份楹聯中“孔明獎”鰲頭奪魁者是進士村一百一十一世孫吳復澤（其在各刊御發表過詩詞、小說等）。

    還值得一提的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紀昀）亦賞識的周茂源，當地任處州知府之際，以公務所需經常蒞臨屬縣。在1657年夏末單騎來慶，時值酷暑，欲覓暑之所，得友人介紹而小憩大濟“日涉園”。游罷名園，濃情未了夜闌披衣秉燭濡筆作記一篇刻畫入微，生動傳神的《日涉園記》一揮而就。與園主人吳王眷及其友人吳運光等就此結成了文字之交。之后他們的關系十分密切。在順治18年（1661）之春，他將離任而重游慶元告別友人之際，兩相依依不舍，在送行途中周知府作詩《辛丑春日俚言奉別吳上賓，吳天玉諸年翁並正》：“灘塊不盡故人情，……”《日涉園記》“……”

    再：在日本帝國主義步步內逼的1939年為了確保南孔家廟之瑰寶——孔子夫婦圣像的安全，國民政府內政部特令南孔七十四代奉祀官孔繁豪恭護圣像向浙南山區龍泉轉移。1940年戰爭加劇，再度轉移慶元，經孔繁豪了解大濟后不想在慶元文廟設祭祀而選擇大濟村鴻臚坊“慎修堂”為祭祀官府4年之久，這亦顯然是書香地帶來的美事。如今奉祀官之墓葬于風光旖旎的仙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