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地你就這樣走了,走入了另一個世界。六十五歲的時光,人生歲月不長,可你嘗盡的人間辛酸苦辣太多太長。逆境中,你百折不屈;生活里,你發奮圖強;你不畏艱辛,戰勝逆境的勇氣和精神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安息吧,大姐!人生盡管歲月苦短,但精神永存、靈魂永在……
謹以此篇文字紀念我的大姐。
——題記
2019年的12月份,時值年關,有一天我覺得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大姐的信息了,不知最近可好?就要過年了,可有哪些想法?于是,我撥通了姐夫的電話,姐夫在電話里說:“你姐姐還是原來的那個樣,病情不見好轉,最近還整天臥床不起!苯惴蜻告訴我:“年內應該沒有大事,照顧大姐的事有我,不管照顧得好壞反正總是這樣過了;年終大家都忙,就先忙自己的吧。”多年來姐姐百病纏身,知其仍在病中,這已是一種常態。而此時,我家中九十高齡的岳父也病倒住進了醫院,一時間,家事變得繁忙,我也就沒有特地前往探望。
農歷十二月廿六日,小妹提著自己飼養的鴨子,前去看望了大姐,回來后她滿是牽掛,總覺得這次大姐氣色不好,談話間大姐也擔心自己年內是否能夠挺得過去。
十二月廿八日,二姐像往年一樣,帶著自己做的米粿、包子等新安江特色小吃和小妹一起又去看望了她。事后聽二姐說,她們姐妹仨說了很多話,說話間大姐總是淚流滿面。此時的大姐或許已經知道,自己這次是很難再熬過去了,“緣到盡時方垂淚,情難了時恨難言”,面對同胞姐妹、骨肉親情,她唯有淚流千行,以寄真情實意吧……
后來,全國疫情蔓延,慶元也進入了全面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到了正月初二傍晚,我接到了外甥女電話,告知大姐病危,已經一天沒有進食了。正月初三,我們兄弟姐妹一同趕了過去,看著躺在床上的大姐雖然神志清楚,但已經不能講話了。我們與姐夫家人商量,打算送她到醫院搶救。商定后,為了讓姐夫他們做好住院的準備工作,我們也各自先行回家準備去醫院幫忙事宜。
誰知這一別竟然成為了永別!我們回去后,姐夫家人為了慎重起見,請來了鄉中心醫院的醫生問診,經醫生檢查診斷:大姐的病情為重度腦梗,并說送往醫院的途中隨時都有危險,因此建議暫時只能靜候觀察,再作安排。正月初四清晨六點多鐘,大姐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她帶著滿身的傷痛和疲憊,選擇了天亮后不讓兒女晚輩驚嚇的時間節點,默默地、匆匆地走了,走入了天堂,走入了另一個世界。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昔日手足情深,今朝陰陽兩隔,往事歷歷,思潮滾滾……
顛沛流離的出生季
大姐的一生,從出生開始苦累似乎成了她的代名詞。都說人生最美是孩童時代,天真浪漫、無憂無慮、快樂成長,可大姐的童年卻是逆境叢生。她出生于1956年4月,雖說當時已是新中國成立之后,生活比起從前有所向好。但她剛滿一周歲后,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座水電站——新安江電站開始動工興建,隨著電站建設的推進,電站庫區的移民工作也就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祖國一窮二白,要建造自主設計、自主建設的水電站困難重重,尤其是財力嚴重不足。我們原屬淳安縣的老家是水庫建設的核心區域,庫區水位上升后我們必須移民。限于當時的國家財力,移民沒有更多的安置政策,更沒有任何的商量余地,完全是國家行政管理的一種飭令,毫無條件必須服從。
移民不僅關系到每個人安置的物質條件,同時,還關系到每個人的故鄉情結。故土難離啊!爸媽帶著大哥和兩個姐姐,不想離開淳安,他們三番五次在淳安境內依山后靠安家,短短的六年里在淳安東搬西挪地尋空間、搭茅屋、求生存。聽爸媽說,那時候的茅草屋哪里像家呀,冬天冷風吹,雨天雨水淋,家徒四壁;一日三餐,難以吃飽,一年之間,時常斷糧。大姐他們就像是難民營中的小孩一樣,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挨餓受凍成了她童年的家常便飯。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頑強的生命在與命運的抗爭搏擊中成長,在歲月的輪回交替中,大姐也逐漸長大。當時間進入了1965年的時候,大姐已經9歲了,這一年,水庫水位已上升到設計蓄水高度,我們暫住的彈丸之地,又一次被淹沒,而后山懸崖絕壁,己毫無可退之路。山窮水盡,萬般無奈之下,我們全家只能選擇于當年背井離鄉,移往遠在千里之外的慶元。移民路上,大姐盡管年紀小,卻要照看著五歲的二姐和三歲的我,儼然像大人一樣,為爸媽分憂。
童年對于大姐來說,哪有什么快樂,有的是與逆境不屈的抗爭,她幼小純潔的心靈,早早地承受著不該有的重負。在那顛沛流離的日子里,在那動蕩不安的歲月中,人生莫測無盡,只有默默地承受……
含辛茹苦的成長路
移民慶元后,9歲的大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然而,她又遭受了不能上學的厄運。移民剛剛落腳,上無片瓦,下無寸地,家庭毫無收入,上學的費用無法解決。大姐從小懂事、聽話、會干農活,家里自然也需要她這個小幫手。但最重要的是我家“重男輕女”思想由來已久,且還十分嚴重,才導致了大姐上不了學的結局。
在淳安未建水庫前,我外婆家沒有男孩,生了七個女孩,最終養大的只有四個,我媽排行最小。因此,我爸是以“入贅”方式到我媽家落戶的。外婆家原來住在富山公社武綏大隊石后村,石后村分為上石后和下石后兩個自然村,上石后村富,下石后村窮。平日里下石后村的人大多是上石后村的“長工”。
我曾外祖父名叫方琪祿,當時是富山公社為數不多的“地主”,上石后村全部的田地、山林都是他的。到了外祖父手家庭還十分殷實,解放后成份被劃為“富農”。封建社會的時代背景,有著嚴重的封建傳統思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當時的人們婚后家里是一定要有男孩的,有了男孩才可傳宗接代,才算人丁興旺。外公外婆婚后出生的都是女孩,且外公又早早地于47歲時暴病身亡,家庭失去頂梁柱后家業逐漸走向了敗落。當時村民們都把外公家庭之所以會敗落歸咎于沒有生育男孩上。受此影響,我爸媽結婚后重男輕女思想依然十分嚴重:我哥哥出生時就如獲珍寶,十分寵愛;大姐、二姐出生后就顯得不足為奇。也就是這種家庭的封建思想觀念在作祟,加上移民慶元后家庭經濟捉襟見肘,供養哥哥上學了,就再也沒有能力使兩個姐姐同時也去學堂念書。因此,我那兩個苦命的姐姐連一天學堂都沒進過,一生吃盡了沒有文化的苦頭。
移居慶元四年后,爸媽著手準備建造自己的房子,家庭經濟入不敷出,生產隊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的體制,需要有勞力才能賺取更多的收益。勢單力薄的爸爸幾乎被生活累得快要趴下,萬般無奈之下,讓兩個姐姐結伴而行為生產隊放牛,以賺取工分合力持家。當時生產隊里一個正勞力每天出工記工分“十分”,兩個姐姐放牛一天可記“八分”。這樣一來,我家就約等于有兩個勞力了,長期以來“缺糧戶”的身份才得到有效緩解。
八分工錢作用很大,但賺八分工錢很不容易,尤其是對于兩個只有十歲和十三歲的女孩,那是小小年紀用長年累月的風霜雨雪和擔驚受怕換來的。放牛不比其他農活自由,它以牛為中心,每天都必須去,無論是下雨和下雪,過年或過節都得去,時間上很纏人;牛如果吃不飽變瘦了,生產隊員是要指責和扣工分的。生產隊里共有三頭牛,一頭黃牛,一頭水牛和一頭黑牛。黃牛是一頭老牛,水牛相對性情溫和,可怕的是那頭黑牛。那頭黑牛正值壯年,毛發油亮,長相兇猛,性情彪悍。生產隊里用牛師傅平時對它也是愛恨交加:因為它力氣大,用它犁田干活速度快,但又常常不聽使喚,犁田碰到巖石也照樣拉個不停,好多次犁把等工具都被它拉裂、拉斷。而且,黑牛一旦發起脾氣時,還經常會用頭角頂人。一開始,姐姐們自然怕它,看到它發怒時,只有拿竹竿當武器使勁抽它,而它又常常是一轉身就用頭角朝你頂來,每當這時,姐姐是驚恐萬分,哭天喊地,心驚膽寒!后來只能用更長的竹竿或用石頭砸它,拉開距離避免危險,這樣才勉強地慢慢適應著這種牧牛生活。
放牛的生活既臭又臟,晴天蒼蠅、牛虻飛舞;雨天穿梭在竹林里常常是濕透全身。慶元老家有個叫“歇山灣”的地方,這里方圓幾十里,漫山遍野都有小竹子,是個放牛的好地方。但由于山場范圍廣,牛放出去以后,一天跑得很遠,待到傍晚回家時需滿山找牛,甚是勞累。記得有次下雪天,大雪紛飛,寒風刺骨,大姐、二姐身穿單衣,光著腳丫,凍得全身發抖,口唇發紫,手腳僵硬。放牛的生活對于她倆實在是苦不堪言。就是這種苦活,她們一干就是三年,直到大姐十五歲、二姐十三歲時才結束。
放牛的生活總算結束了,但賺錢貼補家用的責任和擔當卻還要繼續!十五歲后,大姐像其他生產隊成員一樣,參與了集體勞動。從放牛娃到生產隊的正式勞動力的轉變,其實并沒有改變勞動的苦累性質,但這個轉變卻使她很開心,她覺得能夠像正常人一樣去勞動,就顯得很體面了,姑娘家再也不是放牛娃,原來感覺女孩子放牛羞恥的心理終于消除了?墒,半大的女孩工分只能算上半個勞力,比起放牛工分少了,為了彌補自己落下的工分,她用集體勞動收工后的傍晚時間去撿田螺,然后由媽媽拿到菊水去賣錢。
可別小瞧這個撿田螺的活,它是當時最容易賺到錢的門道。當時菊水森工站(現在的林業站)住著很多工人,這些人在當時有工資,生活條件相對農民要好上幾十倍,他們喜歡這鮮美可口的田螺,五分錢一市斤,只要有貨多少不限,隨到隨賣。那個時候田螺也多,一天晚上撿上十斤、二十斤是常有的事,嘗到這個甜頭后,大姐每年的上半年幾乎是天天去撿,時間不夠,晚上借著月光也去撿,每天晚上七八點回家成了正常的歇工時間。后來我們家發展到有空大家都去撿,把它當成了一門生財之道。就這樣,這種狀態又延續了兩年,生活也逐漸比從前好多了。再后來因為撿的人太多了,田螺根本沒有了繁殖時間,變得越來越少了,我們才停止了這種賺錢的方式。
窮人的孩子,苦命的姐姐,人生對她太不公平,仿佛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讓你來受苦受難的。從呱呱墜地開始,一路走來她吃盡了人間的苦頭,從來沒有讀過一天書,穿過一件像樣的衣服,享受過一天安逸的生活!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雖然苦累,但還沒有影響她的自然長大。大姐就像嚴冬中的一株雪梅任憑風霜雨雪的吹打,無謂環境的惡劣,頑強地生長!風雨壓不垮,苦難中長大,勤勞品行鑄,鳳骨自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