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大伯還不到60歲，雖然頭頂的頭發掉了很多，但幾根稀疏的頭發，往腦后一梳，看起來還很周正。紅紅的臉膛，似乎很有力氣，但他就是干不動活。

　　我問大伯，別人天天去田里干活，你為什么不去？大伯說，大伯當兵打仗時受過傷，肺里有毛病，干活就喘不過氣，會死的。大伯這樣說，我是信了。因為大伯抱我過溪時，我聽到他喘得特別急。但當我把大伯的話說給村里的人聽時，村里的人卻說，你別聽他的，誰不知道你大伯是個懶漢呀，他是為他的偷懶推脫編故事騙你的。村里人這樣說，我就迷糊了，大伯和村里的人，到底誰說的才是真的呀？

　　因為干不動活，大伯吃了不少苦頭。最不幸的，就是大伯母與大伯離了婚，大伯不得不帶著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艱難生活。

　　那年月，農村糧食很困難，勤儉的家庭都會種些玉米、番薯之類的雜糧補充短缺。但對大伯來說，別說種不動這些雜糧，就連上山砍柴也很是勉強。因此，有飯沒菜，有菜沒油，有油沒鹽，這些情況常常都會在大伯家里出現。

　　生產隊里的人都認為大伯是懶漢，勸說大伯去干活賺些工分。有幾次逼急了，大伯也卷起褲管下田去，但沒干兩天，大伯就咳得不能動彈了。大伯說，我當兵打仗肺里受過傷，干活會死的。隊里的人不信，都說大伯是偷懶說假話，甚至認為他咳得面紅耳赤也是裝出來的。有人還威脅說，你再裝病不干活，就不分你口糧了。

　　不過，隊上的人說說而已，并沒有克扣過大伯一家的口糧。因為，按照大伯自己說的，他是因為革命才受的傷。而且，有次開大會，公社干部老陶也當著全大隊人的面說過，大伯是老革命，他家缺糧就缺糧，記住賬就是了，該分的糧食必須分給他，一兩也不能少。退一步說，他有兩個兒子，缺些糧，欠點帳，還愁他還不上？

　　公社干部的話很管用，隊上的人雖心存不滿，但不再叫大伯去干活了。

　　我印象中，大伯最喜歡說的事，就是他參加葉飛部隊當兵打仗的事。說他槍法有多準，一槍打一個，打死過多少敵人；說首長如何安排他在甘竹山與半嶺交界的排鎖際守哨，那里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非常險要；說他曾見過葉飛，還與他說過話。葉飛長什么樣？葉飛嘛，瘦高個子，有點像我們村里某某某的樣子；說他好幾次夜間偷偷回家看望母親，卻不敢在家里過夜，而是躲到離村不遠的野源橋去睡。如果在夏天，他就躺在橋凳上睡一覺。如果在冬天，他就從附近田間抱來稻草，在稻草堆里將就一晚。第二天，他早早就上路了。那些年，他在野源橋睡過，在后山橋、后坑橋睡過，在慶元、政和一帶的無數廊橋里都睡過。

　　大伯對我說得最多的，是他在后山橋遇險的經歷，那真是死里逃生。那天夜晚，他從安溪去錦平執行任務，在安溪與后山交界的路上，與兩個喝得醉薰薰的保安隊員相遇，其中一個認出了大伯。他們糾住大伯就打，大伯人雖不高，但力氣很大，三下兩下就打倒了一個。大伯騰出手對付另一個時，倒地的那個搖晃著爬起來，撿來一塊石頭雙手托舉想砸向大伯的頭，大伯把頭一偏，騰腿一躍，石頭就砸向了大伯的胸部。大伯立即口吐鮮血，差點昏死過去。大伯見勢不妙，忍著劇痛快速向后山橋方向逃去。逃到后山橋頭時，大伯并沒有過橋，而是從橋頭下到溪面，躲到了廊橋的橋梁底下。兩個保安隊員踉踉蹌蹌追到后山橋，還一路追到后山村頭，但仍不見大伯蹤影，就罵罵咧咧回去了。大伯在橋梁下躲到后半夜，不見有動靜，就悄悄沿溪邊走了一段，然后忍痛上路，連夜趕到了錦平。大伯說，就是那一次，他肺里就落下了毛病，經常胸悶氣短，一干活就喘不過氣。

　　每次說完，大伯就仔細看看我。大伯看我總是認真聆聽的樣子，就長長吁一口氣，豎起大拇指說，就你這個侄兒信大伯說的話，真是我的好侄兒！別人都說我吹牛。唉，實實在在的事，怎么是吹牛，我吹什么牛呀？

　　大伯當兵打仗那些事，雖然他極想說給村里的人聽，但每次不等大伯說完，就有人拿大伯開玩笑，腳踩不死你，石頭也砸不死你，你比小螞蟻厲害多了。大伯臉紅了。后來，大伯就不再想在村人面前提他自己當兵打仗的事了。

　　大伯70多歲的時候，縣民政局認定他是“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老紅軍”，每月都有生活補助費發給他，還贈予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那拐杖上有一行字，寫著“抗戰前參加革命老紅軍”。那時大伯雖沒瘸腿，但常常手扶拐杖走路，人走到哪，拐杖就跟到哪。直到這個時候，村里的人才漸漸改變了對大伯的看法，說大伯自己說當兵打仗那些事，也許不全是假的；他一直不干活，也可能不是因為偷懶，而是肺里真受過傷，真有毛病，真干不動農活。那么，他平日里看起來紅紅的臉膛，也并不是什么血脈旺盛，而是胸悶氣短憋的了。

　　但是，村里的人還是想不明白，當過紅軍，怎么不去找國家要點啥呀？當過紅軍，還不當干部吃皇糧去？當過紅軍，還不退休離休去？當過紅軍，怎么什么也沒得！這，這不是傻嗎？

　　當年，村里的人就是這么質疑大伯的。

　　村里的人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大伯呢？我想這可能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大伯當年參加紅軍的事，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秘密的事，家里的人從不敢提起。時間一長，大家只知道大伯當過兵，至于當什么兵并不清楚；二是解放初期，因為國家處于困難時期，對大伯這樣在老家附近參加革命的人，回鄉后并沒有什么優扶待遇，大伯與其它農民一樣，必須靠生產勞動吃飯；三是盡管大伯是個病人，但他從沒向國家伸過手，哪怕在他生活十分拮據的時候，也沒向國家開過口。這樣一來，他自己所說的當紅軍打仗的事，大家就都認為他是信口雌黃了。

　　每當遭人白眼，被人質疑的時候，大伯也不分辨，只輕輕嘆口氣，輕輕說一句，你們不信就算了，你們不信我也沒辦法。

　　就在縣民政局認定大伯是“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之后，我曾反復問過大伯，當年生活那么困難的時候，為什么不去找一找上級，要求解決一些困難？大伯說，我回到村里后，因為肺里有毛病，基本上沒干什么活，隊上的人雖然不相信我當兵打仗那些事，認為我是裝病不干活，但從沒克扣過我一家的口糧，而且，每年上級拔下的救濟糧，還總把我一家列在前頭，沒讓我一家餓著，我心里已經千恩萬謝了。說到底，那些年是隊上的人養活了我一家，我還能不知足嗎？

　　大伯死于1999年。按規定，大伯的骨灰可以存放在石龍山烈士陵園里，但那時慶元還沒建殯儀館，還沒開展火化。縣民政局的同志告訴堂哥，大伯如果要進烈士陵園，必須先進行火化，陵園只可以存放骨灰。堂哥問我怎么辦？不火化埋在老家好，還是運去浦城火化存到烈士陵園好？死了還要燒成灰，會不會讓村里人笑話？我毫不猶豫地說，當然存烈士陵園好。烈士陵園不是誰都能進去的，能把骨灰存放那兒的人，都是為國家為革命出過力做過貢獻的人。不用擔心村里的人會不會笑話，村里的人應該感到光榮才對。堂哥聽我這么說，就把大伯運去浦城火化了。

　　大伯的骨灰進烈士陵園的那天，是七月里的一個大晴天。那天午后，父親因生病沒能送大伯，是母親帶領我和弟弟兩家人，與堂哥的親戚朋友一起送大伯的。沒有鞭炮，沒有樂隊，堂哥抱著大伯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伴隨一路的低泣聲，我們沿詠歸橋、詠歸橫路、烈士陵園石坊大門緩緩前行，在葉飛副委員長的題詞前，堂哥稍作停留，算是大伯向大首長敬個禮，然后繼續緩緩向上前行，橫穿丹心亭，把大伯送進了石龍山烈士陵園西側的陵墓。

　　大伯的骨灰能進入石龍山烈士陵園，這是國家對大伯這一生最大的褒獎。曾經飽受村人垢病的大伯，終于有了一個無限光榮的歸宿。

　　2019年，在縣委宣傳部編印的《慶元革命故事集》里，有一篇題目叫《甘竹山轉移戰斗》的文章，文中就提到了大伯的名字。那段文字是這樣表述的：“因安南入閩的地理位置的關鍵性，紅軍在方塘村設立了地下交通聯絡站，用于浙閩之間人員轉移和情報交流，該村村民吳裔春等20余人，衕頭村陳遠生等10余人，還先后參加閩東紅軍，編入了二縱隊胡英山分隊。”

　　吳裔春即是我的大伯。